香港政府大力推动修订《逃犯条例》引发广泛争议，成千上万的人参与游行，但无法争取政府任何让步，游行最终演变成一场涉及几百人的警民冲突，多人被捕。
香港内部以及多个欧美政府忧虑条例一旦通过，身在香港的任何人，均面临被移交到人权及司法制度不完善的中国大陆的风险。港府强调移交安排有法庭把关，并称不会移交涉及死刑以及政治相关罪行的嫌疑犯，但这些解释无法消除香港各界对条例修订的疑虑。
到底香港各界为何反应这么大？BBC中文采访香港各行各业人士，揭示疑虑。
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创会主席佘继标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里， 不断鼓励香港商人到大陆投资。 以前在大陆经商，有很多“潜规则”，可能需要向个别人士送烟送酒，甚至付费把他们的子女到外国读书游学。
佘继标说，很多港商多年前以几十万、几百万元人民币购入的厂房，现在已升值至数以亿计，这些香港老板目前身在香港，一般继续放租供其他大陆公司做生意。他担心，很多中国地产商都虎视眈眈，但不愿意以市价向这些厂商提出收购，地产商可能会与地方政府合谋，指控这些港商以前可能涉及贪污、行骗，又或是他们的租客犯下法例牵连港商，再以《逃犯条例》把他们移交大陆，继而强迫他们以低价卖出厂房。
虽然港府称，移交程序的启动， 须经寻求移交地区或国家的“中央机关”提出要求，而这样的“机关” 的行政级别可能高于地方政府的级别。 但佘继标指出，“地产商与中央的关系千丝万缕，要求中央举报一个人并不困难。大陆的检控部门和法院是一个政府政治的工具，不是因为有犯罪而检控，而是有需要而检控。”
佘继标的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创会在香港有数千名会员，与中联办、建制派关系密切，这种身份公开表达反对声音属于少数。佘继标强调，这些小恩小惠的“帮忙文化”在十几年前大陆经商十分普遍，但如今已有好转，他并不反对修例，但认为政府要作更多咨询，希望政府能就条例设立追溯期，让港商不用那么担心。
香港政府为争取通过《逃犯条例》，早已剔除多项经济及商业相关罪名。并按照大商会的要求，把移交门槛从3年提高到7年，即是触犯最高刑罚为判监7年或以上的罪名，才有机会被移交，但事实上，经过修订后，贪污、走私、诈骗等罪名仍然是潜在移交罪名之列。
美国为首的外国商会亦对《逃犯条例》表示关注，担心影响香港营商环境，浸会大学客座讲师吴明德忧虑，条例通过后会引发外资撤离，打击香港经济。
2009年，香港Now新闻台记者黄嘉瑜在大陆追访因调查豆腐渣工程被捕的谭作人，公安当时以藏毒为由强行进入酒店房搜查。 香港政论杂志创办人兼香港公民王健民，被控“经营非法出版物”、“行贿”、“串通投标”，2016年被判入狱5年3个月，他在拘禁期间，被迫交待其杂志撰稿人身份和报道消息的来源。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林荣基及员工先后在泰国、大陆及香港失踪，之后证实被中国当局控制，并被分别被指控“非法经营罪”，林荣基今年4月公开“自我流亡”至台湾。出版商桂敏海2015年在泰国被失踪，数月后中国官方媒体指，桂敏海在大陆涉及2003年一宗醉驾车祸，从而“潜逃”。但桂敏海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前承认自己自愿返回内地认罪，并“拒绝”国际社会关注，此后至今下落不明。
香港媒体对大陆向这些人加以的罪名的真实性存在怀疑的态度。新闻界尤其担心，在大陆采访敏感话题的记者，即使能够顺利把访问材料带到香港，也可能因为报道激怒各级大陆政府部门，而被以“非政治性”的罪名提告，再向香港方面提出移交。
逃犯条例：中港拟互相移交嫌犯的种种忧虑
香港逃犯条例引发万众抗议折射不满与不安
香港记者协会（记协）形容，修例一旦落实，“有如高悬记者头上的利刃”，或会造成寒蝉效应，记者自我审查，新闻自由将严重倒退。
“这种恐惧是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，”记协副主席任美贞对BBC中文说，“胡乱指控记者藏毒都可以，你难以想象还有甚么其他可能性。”
“好多时做中国新闻的记者，不是只有采访才回大陆，有时都为了掌握国情而私访大陆，以个人旅游身份四处了解，这已经成为被人插赃的渠道，”任美贞说，“难道你永远不要回大陆？在香港做一个不返大陆的中国记者？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做法。”
香港的独特地理及政治位置，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的一扇重要窗口，吸引很多海外媒体驻守，很多在大陆不方便说话的人，往往可以透过香港，与记者联系，把一些关乎公众利益的重要资料提供给记者，但现在这些人，也愈来愈不敢在香港这样做，对记者寻找新闻来源来说，是一大打击。
任美贞形容条例是“白色恐怖”，单是有这种恐惧和担心，已经极大削弱香港的新闻自由，以及新闻工作者原本应该拥有的“免于恐惧”的自由。
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者黎明对BBC中文表示，许多学者想在大陆展开女权、工人运动、公民社会、中国社会运动等方面的研究，但条例通过后，学者们“在选题上肯定是会有顾虑”，“它（政府）可以找不相关的罪名放在你头上，对学术自由是一个威胁。”
在香港政府公布的罪行中，一些罪名可能令学者有麻烦，例如《走私及违禁品进出口罪》，学者出入境携带的资料，例如所谓“禁书”，会否被视作违禁品？又或者《协助、敎唆、怂使或促致他人犯罪》，就算学者身在香港，去做鸟坎村事件、佳士工运等研究，会否被指协助他人犯罪？
“如果你是研究工人罢工，就算你的不是想揭露政府什么，只是想知道工人内部动员机制，但不可避免访谈会出现对政府的批评，因为这是现实嘛，工人自己会说。现在国内对于群体事件很敏感，工人罢工连新闻都上不了，所以只要是做这个题目，和群体事件相关，马上就高度敏感，”黎明说。
“占中”发起人兼社会学者陈健民在被判入狱前对BBC中文说，过往自己曾深入研究大陆的公民社会，与许多中国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关系密切，担任过这些组织的顾问，如今他成为大陆的眼中钉，条例一旦通过，他也可能被施加一些罪名，被带返大陆受审。
另外，香港学术界近年在经费上开始依赖中国大陆的官方及非官方机关，但这些拨款并没有清晰的规范和指引，有学者忧虑，稍有不慎会被指利用拨款贪腐。
黎明说，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官方不会有一个清晰的指引，告诉你政权可以接受的界线，即使学者不认为自己的课题有问题，但在特定处境下，可能会触动权力神经，这样才最令人担心。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